参见王中江：《〈三德〉的自然理法和神意论——以天常、天礼和天神为中心的考察》，《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58-177页。

(75)文王与道相冥而忘道，无分别智而破法执，又何况人我执呢?必已断尽。至若庄生，则曲明性相之故，驰骋空有之域，委悉详尽，无隐乎尔。

(70)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86页。乾元虽曰资始，其实曷尝有始?坤之有常，承天而时行耳，亦非真常也。(69)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34页。三者，诸范畴并非独立不相关的，实则彼此因果相依、互为前提。据章太炎的解释，忠恕把度己与度人相统一，相当于宋学的成德工夫，其证生空、法空的目标，通过即工夫以即本体而实现，达致无我的善境。

(19)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卷《原经》，第45页。又如，章太炎用佛家的六度解释克己，所谓施、戒、忍、精进、禅、智等，相当于六种道德总则，至于如何地施、戒、忍、精进、禅、智，则可建筑在生活基础上，将其细化为各种具体的普遍的道德律令。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

笔者以为，朱熹文句的年代早晚问题并不重要，重点是为阳明所选编的朱熹文句究竟在什么意义下被阳明视为与己见相同，从而可以免去阳明对朱熹提出的许多理论上的攻击意见?例如批判朱熹为理在心外析心与理为二，且主知行合一，甚至是先行后知，而非先知后行之见，等等。朱熹以学问事功见长，阳明以军事教育事功见长，两人皆有事功，儒家是要有现实事功的，这也是儒者别于道佛之立足点。旧读《中庸》慎独、《大学》诚意、毋自欺处，常苦求之太过，措词烦猥。首先，朱熹的读书是研究做人处事的学问，也就是孔孟之学、周张二程之学，既要明解文义又要辩证道佛，这些皆是学问事功之事，做这些事是需要意志力的，这就是做工夫，而这些事情本身都是有益社会国家世人的，这就是儒者的家国大事之事功，但是做这些事的过程中却需要有不断的自我反思、自我敦勉之力，因为不如此，动力会不足。

今方觉悟，欲勇革旧习，而血气已衰，心志亦不复强，不知终能有所济否?[2]136-137 向来妄论持敬之说，亦不自记其云何。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

简言之，做工夫就是去做而已，好的老师就是要求弟子去做工夫就对了，好的儒者就是自己反省自己的工夫做得够不够，实际上所有的反省结果都是认为自己还大大地不够的，其实没有哪位儒者会觉得自己做够了，王阳明说此心光明，夫复何求的时候是人生已到尽头的临死前的话，孔子都还讲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所以此段文字中朱熹明讲：为学之要，只在着实操存，密切体认，自己身心上理会。而朱熹以学问事功为主，但也有地方官员施政以及教育之事功。因思日前讲论，只是口说，不曾实体于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是当非吾辈所及，但详观所论，自可见矣。

若于此有个奋迅兴起处，方有田地可下工夫。其实，象山、阳明、牟宗三反而是不断地谈理论，而且就是要跟朱熹做辩论的。真有作用，自己的人欲就察觉了，自能自己导正而回复天理，若是没做工夫，没有立志，理论说得再多也不实用，就变成今大体未正，而便察及细微，恐有放饭流啜，而问无齿决之讥也。这一段文字，就是朱熹强调自己除了好好讲学以外，更要把讲学所明的道理用在自家身心上好好检视一番，这一段文字，完全没有否定讲学时所讲的内容，所以，不是工夫理论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做工夫的问题。

而前日不知于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费光阴，人欲横流，天理几灭。此处所谓为学不得要领，实际上就是生活上的事件之处理在价值方向上、意志坚定上不得要领，并不是理论的研究找不到路径与观点，说自身做主不起，就是没在日常生活上搞定，还有些许得失利害之计虑，且如临事迟回，瞻前顾后，只此亦可见得心术影子。

第三段讲真做工夫，就是发现良心，反省入心，立得本领，自然下学上达，倒不是在理论研讨上找到程颐的依据再上溯孔孟的依据就是做了工夫了，而是直下会心立本。学者堕在语言，心实无得，固为大病。

后学者是否好好自做工夫，与朱熹这样的学者是否好好注解经文，这完全是两回事，后者不会妨碍前者，只是学生们不知自己去心上用功，只是在知见上向朱熹学习，故而用在自家身心时并不得力而已。……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来学，凡一言一字，皆所当守。此前辈所谓下士晚闻道，聊以拙自修者，若充扩不已，补复前非，庶其有日。熹穷居如昨……读书反己，固不无警省处，终是旁无疆辅，因循汩没，寻复失之。……[2]131 朱熹自称这几天一直用心于反省自己的行为，使得事事都得其条理，价值意识分明，没有进退得失之病。去人欲存天理是工夫论，朱熹阳明共主之，仁说也是朱熹的大作，理论上未有废置，只是强调要去实践而已。

居官无修业之益，若以俗学言之，诚是如此。每一念之，惕然自惧，且为朋友忧之。

就此而言，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之编纂，至少在文字上让所有人看到，就做工夫而言，朱熹所说的与象山、阳明的话都是一样的，至于工夫理论，疏解之后则朱熹与三家都是可以沟通相融，共成一家的。此不可不深惩而痛警也![2]134-135 讲学是讲道理，讲理论，做工夫是以自己为实例，体证于身，要把平日所讲的用在检查自己的行为上。

然非如近日诸贤所谓顿悟之机也。不须多疑多问，却转迷惑也。

重点是，朱熹这些反思，没有涉及自己的理论的对错，讲的都是自己的实践的优劣，也就是做工夫的问题，而不是工夫论的问题。实际上，阳明想的是要求做工夫，朱王之间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工夫理论的绝大冲突，要求做工夫与工夫理论不是一回事，谁都会做工夫，做工夫就是反省、立志、改过这几件事，至于工夫论，朱王有不同重点，但也不可能有理论的冲突，以为有重大冲突只是知识分子好胜争强的意气而已，理论上稍有方法论的分析能力者，都可以解消之[1]。乃舍之而谈空于冥漠之间，其亦误矣。向来所闻诲谕诸说之未契者，今日细思，吻合无疑。

莫怪王阳明也选录了这一段。但是，这些话语及其意旨本来就是作为儒者的朱熹自身的修养，这并不是工夫理论，而是要求实做工夫，若论工夫理论，朱王之论亦必有融通之处，若论实做工夫，阳明已经证实朱熹做了工夫，那么，朱王之别还要再说什么呢?王阳明以朱熹为同道之后，接下来的人应该是回头去疏解阳明对朱熹理论的批评，使其融通，而不是再度建立理论，扩大冲突，如牟宗三先生之所为。

然而，此处朱熹自谓之支离者，实际上就是朱熹在作学问事功过程中对于自己的发心动念喜怒哀乐尚有不真切之处，自斥之为支离，所以说是用功未切，至于减去文字工夫，就是他的著书立说的事功稍停稍缓，让心思多在念头动机意志是非上打打转，这样就能气象甚适，朱熹又要人多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就是孟子要人做工夫兼及性善建构的地方，所以朱熹讲着实体察收拾为要，就是要在心上用功，管理体察自己的念头动机意志喜怒等等，这还是要求做工夫，故为阳明所喜，然而，哪个儒者不做这样的工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儒者本来该做的事，并不是朱熹讲了什么不做这些工夫的话，然后到了晚年再回头讲这些每个儒者都该做的事情的话。又： 临川吴氏曰：……夫既以世儒记诵词章为俗学矣，而其为学亦未离乎言语文字之末。

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总之，事功上朱王有别，学术理论和军事教育有别，但两者都是儒者事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岂不正是朱熹所为之学术事功吗?所以朱熹也有事功。

儒家工夫都是本体工夫，意即心上修养的工夫，纯化意志，笃定实践，此事表现在深自反省之际，做工夫就是要反省自己的动机之是非好恶，检索有无好胜妒忌懈怠贪求之病，凡行为于此，即是做工夫。虽然如此，朱熹自己就是这种上得天了而搞起学问的人，但是，年纪越大，精力不从，读书又变得不是最重要的事了。《朱子晚年定论》书文中多有朱熹批评自己读书太多且不得力，故而深切自责，宜静心反省，反而得力之说，这就是朱熹在做自我反省的心上修养工夫，文中无一语及于朱熹对自己任何理论内涵进行更动，只深责未能力行。孔孟亦无阳明许大军事事功，孔孟却有学术人格事功，也没有被阳明比下去了。

朱熹此说，也是客气了，看朱熹的理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言，岂有浮泛之弊，都是大家之论，否则孟子之文、董仲舒之文，相比于《论语》之简要，岂不都是浮泛之文了。这一步完成了，成了大人物了，再去加强那些学问上的工夫，上得天了，却旋学上天人，亦不妨也。

如何做呢?没有别法，就是发愤勇猛向前，日用之间，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这里，此外更无别法。道理无误，讲道理是对的，没有不对，不对的是没有去实践，所以，当象山弟子也愿意讲学，朱熹是赞许的，而当他自己的弟子只知讲学却未实践时，朱熹也是批评的。

朱熹并不是说理论谈得不对，而是强调要实做工夫，去人欲，存天理，且据所见去之存之。今方欲与朋友说日用之间，常切点检气习偏处、意欲萌处，与平日所讲相似与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几有益。